理论学习 | 韩保江：论习近平经济思想的基本原理-保险与精算研究院

四十人论坛

当前位置：首页 - 四十人论坛 - 正文

理论学习 | 韩保江：论习近平经济思想的基本原理

发布日期：2024-12-06

编者按：

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委员，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经济学教研部教授，保险与精算四十人论坛成员韩保江在《公共治理研究》2024年第6期发表《论习近平经济思想的基本原理》一文。

今天我们转载该文章，以飨读者。

论习近平经济思想的基本原理

摘要：习近平经济思想创立了供给侧和需求侧关系原理。“需求侧管理”的本质，是树立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研究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加快形成完善的内需体系，着力扩大有收入支撑的消费需求、有合理回报的投资需求。“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本质，是落实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树立新发展理念，推动高质量发展，进而加快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构建新发展格局、发展新质生产力，不断提高供给结构对需求结构的适应性。“市场和政府”作为联接和调控供给侧和需求侧的“纽带和中枢”，是实现需求牵引供给、供给创造需求的高水平动态平衡的“动力和引擎”。在这一理论体系中，习近平总书记把“供给侧”和“需求侧”内在统一关系原理贯穿其经济思想演绎和发展之中，系统回答了新时代中国为什么要高质量发展，实现什么样的高质量发展、怎样实现高质量发展等基本问题，从而创造性揭示了新时代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与运动规律，给出了破解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的科学方法，形成了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原创性贡献。

关键词：习近平经济思想；需求侧；供给侧；基本原理；高质量发展规律

2017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首次提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明确了“一个新发展理念”和“七个坚持”，即“坚持加强党对经济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坚持适应把握引领经济发展新常态；坚持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坚持适应我国经济发展主要矛盾变化完善宏观调控，把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作为经济工作的主线；坚持问题导向部署经济发展新战略；坚持正确工作策略和方法”的理论框架。之后，习近平总书记又围绕实现高质量发展、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构建新发展格局、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统筹发展和安全、发展新质生产力等重大问题进行系统阐释，进而形成了“（1+7）+1+1+1+1+1+1”的全新理论体系。在这一理论体系中，习近平总书记始终把“供给侧”和“需求侧”内在统一关系原理贯穿其经济思想演绎和发展之中，科学回答了新时代中国为什么要高质量发展，实现什么样的高质量发展、怎样实现高质量发展等基本问题，进而从而创造性揭示了新时代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与运动规律,给出了破解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的科学方法，形成了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新的原理性贡献。

一、习近平经济思想创立了供给侧和需求侧关系原理

范畴作为抽象程度最高的概念，是理论构成最基本的元素，更是理论形成的基石和逻辑。习近平经济思想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最新成果，其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原创性贡献”，最根本的在于其继承和综合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生产与需要”理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社会主义本质”“社会主要矛盾”“目的和手段”等理论内核，吸收现代西方经济学中“供给和需求”原理中的合理成分，发展创立了“供给侧”和“需求侧”两个新范畴，进而独创了贯穿其始终的“供给侧”与“需求侧”辩证统一的基本原理。并以此科学揭示新时代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矛盾运动及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大逻辑和基本规律，从而创立了二十一世纪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

（一）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生产和需要”理论

马克思主义认为，生产力和生产关系辩证统一构成的物质生产活动及生产方式是人类社会赖以存在和发展的基础，是人类其他一切活动的首要前提。马克思恩格斯指出:“人们为了能够‘创造历史’，必须能够生活。但是为了生活，首先就需要吃喝住穿以及其它一些东西。因此第一个历史活动就是生产满足这些需要的资料，即生产物质生活本身”。由此而产生的生产和需要的矛盾运动及其规律，构成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

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鲜明指出：“生产直接是消费，消费直接是生产。……没有生产，消费就没有对象。……没有生产，就没有消费；但是，没有消费，也就没有生产，因为如果没有消费，生产就没有目的。……因为产品只是在消费中才能成为现实的产品，.....因为消费创造出新的生产的需要，也就是创造出生产的观念上的内在动机，后者是生产的前提。在《资本论》第二卷分析简单再生产和扩大再生产实现条件，阐释社会总产品实现问题时，更进一步揭示了“社会总生产和社会总需要”的价值量关系和部门结构关系。马克思将社会总产品在物质上划分为第I部类（生产生产资料）和第 II部类（生产消费资料），在价值上划分不变资本（c）、可变资本（v）和剩余价值（m）三个组成部分，社会总产品的价值为c+v+m。其中，c是生产资料价值的转移，v和m是雇佣工人在商品生产过程中创造出来的新价值，v用来补偿生产中消耗掉的可变资本，m是剩余价值。因此，简单再生产的实现条件是：（1） I( v+m)= II c，这是社会总资本简单再生产最基本的实现条件。它表明社会生产两大部类之间存在着互为生产和需要的内在关系；（2）I(c+v+m)=I c+II c，它表明整个社会生产资料的生产同两部类对生产资料的需求之间的比例关系；（3）II(c+v+m)=I(v+m)+II(v+m)，它表明第二部类消费资料的生产同两部类对消费资料的需求之间的比例关系。扩大再生产的实现条件是：（1）I(v+△v+m/x)=II(c+△c)，它表明在扩大再生产条件下，两大部类之间存在着互为生产和需要的内在联系，即第I部类生产资料的生产和第II部类对生产资料的需求之间，以及第II部类消费资料的生产同第I部类消费资料的需求之间，都必须保持一定的比例关系。（2）I(c+v+m)=I(c+△c)+II(c+△c)，它表明第I部类全部产品的价值必须等于两大部类原有不变资本价值和追加不变资本价值的总和。表明了扩大再生产条件下第I部类的生产资料的生产与两大部类对生产资料（包括追加的生产资料）的需求之间的关系。（ 3）II(c+v+m)=I(v+△v+m/x)+II(v+△v+m/x)，它表明第II部类全部产品的价值必须等于两大部类可变资本价值加上追加可变资本价值及资本家用于个人消费的剩余价值的总和。表明了在扩大再生产条件下，第II部类消费资料的生产同两大部类原有工人、追加工人和资本家对消费资料的需求之间的比例关系。这里的“社会总生产和社会总需要”的关系分析，虽然为的是揭示资本主义生产关系阻碍和破坏生产与需要的平衡，进而找到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爆发的根源，但更为未来社会如何更好组织社会再生产提出科学设想，以根本解决社会总产品实现问题。

（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社会主义本质”“社会主要矛盾”和“目的和手段”理论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自觉把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关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辩证统一关系，尤其是“生产和需要”、“社会总生产和社会总需要”的矛盾运动原理同中国经济发展实际相结合，并依此创造性地提出了“社会主义本质”“社会主要矛盾”“目的和手段”等理论。

关于“社会主义本质”理论。早在 1954 年 6月，毛泽东就指出:“我们的总目标，是为建设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奋斗。......现在我们能造什么？能造桌子椅子，能造茶碗茶壶，能种粮食，还能磨面粉，还能造纸，但是，一辆汽车、一架飞机、一辆坦克、一辆拖拉机都不能造。”所以，“社会主义革命的目的是为了解放生产力。”1957年2月，毛泽东同志进一步指出:“在社会主义社会中，基本的矛盾仍然是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的矛盾，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所谓社会主义生产关系比较旧时代生产关系更能够适合生产力发展的性质，就是指能够容许生产力以旧社会所没有的速度迅速发展,因而生产不断扩大,因而使人民不断增长的需要能够逐步得到满足”。“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已经建立起来，它是和生产力的发展相适应的；但是，它又还很不完善，这些不完善的方面和生产力的发展又是相矛盾的。......在客观上将会长期存在的社会生产和社会需要之间的矛盾，就需要人们时常经过国家计划去调节。......求得生产和需要之间的平衡。”

改革开放以后，邓小平同志进一步强调：“我们的生产力发展水平很低，远远不能满足人民和国家的需要，这就是我们目前时期的主要矛盾，解决这个主要矛盾就是我们的中心任务。”“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根本表现，就是能够允许社会生产力以旧社会所没有的速度迅速发展，使人民不断增长的物质文化生活需要能够逐步得到满足。按照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来讲，正确的政治领导的成果，归根结底要表现在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上，人民物质文化生活的改善上。”“讲社会主义，首先就要使生产力发展，这是主要的。只有这样，才能表明社会主义的优越性。社会主义经济政策对不对，归根到底要看生产力是否发展，人民收入是否增加。这是压倒一切的标准。”“社会主义最大的优越性就是共同富裕，这是体现社会主义本质的一个东西。”“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

江泽民同志也指出：“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是发展生产力，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实力，使人民的生活日益改善，不断体现社会主义优于资本主义的特点。”“不断发展先进生产力和先进文化，归根到底都是为了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生活需要，不断实现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胡锦涛同志也明确指出：“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不发达阶段，社会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这就决定了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是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不断改善人民生活。”

习近平总书记进一步指出，要“学习和掌握物质生产是社会生活的基础的观点，准确把握全面深化改革的重大关系。......生产力是推动社会进步的最活跃、最革命的要素，......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是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

关于“社会主要矛盾”理论。根据我们党对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及其致力破解的社会生产(力)与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矛盾，党的八大首次科学定义了我国社会主要矛盾，认为“我国国内的主要矛盾是人民对于建立先进的工业国的要求同落后的农业国的现实之间的矛盾，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并强调党和人民的主要任务，就是要集中力量来解决这个矛盾，把我国尽快地从落后的农业国变为先进的工业国，进而不断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需要。党十一届六中全会进一步明确我国社会主要矛盾，认为“在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我国所要解决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并强调“党和国家工作的重点必须转移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大大发展社会生产力，并在这个基础上逐步改善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

之后，我们党一直沿用这个对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提法，直到 2017 年10月召开的党的十九大才赋予社会主要矛盾新内涵。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大报告中创造性地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发展的之间的矛盾。”“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发生了重大变化，我国经济发展阶段也在发生历史性变化，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就是发展质量不高的表现。解决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必须推动高质量发展。”因此，“我们要在继续推动发展的基础上，着力解决好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大力提升发展质量和效益，更好满足人民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等方面日益增长的需要，更好推动人的全面发展、社会全面进步。”也正是以此为依据，标志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中国经济发展也进入了新时代，从而开启了高质量发展新阶段。2022 年1月11日，习近平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上进一步指出：“党的百年奋斗历程告诉我们，党和人民事业能不能沿着正确方向前进，取决于我们能否准确认识和把握社会主要矛盾、确定中心任务。什么时候社会主要矛盾和中心任务判断准确，党和人民事业就顺利发展，否则党和人民事业就遭受挫折。”

关于共产党执政的“目的和手段”理论。我们党作为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揭示的“生产和需要”原理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阐释的“社会主义本质”和“社会主要矛盾”理论的基础上，创造性地提出了“社会主义生产目的”新范畴，进而把人民的“需要”作为“目的”，把发展“社会生产（生产力）”作为实现“提高人民物质文化生活水平”这个“目的”的“根本手段”，创立形成了“目的和手段”理论，从而也揭示出了中国共产党执政规律的本质要求。

中国共产党自成立那天起，就把“为人民谋幸福、为民族谋复兴”确立为自己的初心使命。一百多年来，中国共产党始终扭住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这个根本任务，把发展作为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把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作为兴国之要，用解放和发展“生产（生产力）”这个根本手段来实现“为人民谋幸福、为民族谋复兴”的根本目的。

早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我们党为了更好发动群众，就十分强调“一切群众的实际生活问题，都是我们应当注意的问题”。1933年8月，毛泽东同志在革命根据地经济建设大会上鲜明指出：“革命战争的激烈发展，要求我们动员群众，立即开展经济战线上的运动，进行各项必要和可能的经济建设事业。为什么？......为着改善人民群众的生活”。1934年1月，在江西瑞金召开的第二次全国工农兵代表大会上他进一步指出，为了让群众拥护我们，真正围绕在我们周围，“就得关心群众的痛痒，就得真心实意地为群众谋利益，解决群众的生产和生活的问题，盐的问题，米的问题，房子的问题，衣的问题，生小孩子的问题，解决群众的一切问题。我们是这样做了么，广大群众就必定拥护我们”。

邓小平同志同样强调要关心群众生活，满足人民需要。早在1961年1月，邓小平同志就指出：“如何搞社会主义主要看两条，一群众满意，二发展生产力。群众是否满意、支持是判断事物好坏的标准。”因此，改革开放以后，为了让人民彻底摆脱贫困，不断改善生活，邓小平同志更深刻地指出：“不搞现代化，科学技术水平不提高，社会生产力不发达，国家的实力得不到加强，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得不到改善，那末，我们的社会主义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就不能充分巩固,我们国家的安全就没有可靠的保障。”“我们一定要根据现在的有利条件加速发展生产力，使人民的物质生活好一些，使人民的文化生活、精神面貌好一些”。

江泽民同志也鲜明指出：“我们党作为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建立时就是以中国先进生产力的代表走上历史舞台的。”[7]1170“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必须高度重视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离开发展，坚持党的先进性、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和实现民富国强都无从谈起。”胡锦涛同志更是强调：“党的一切奋斗，归根到底都是为了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不断改善人民生活。”因此，“要坚持把人民群众拥护不拥护、赞成不赞成、高兴不高兴、答应不答应作为制定各项方针政策的出发点和落脚点”。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更是多次重申：“我们党执政，就是要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坚持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不断改善人民生活。......我们要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最大国情出发，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不动摇，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坚持科学发展，努力实现更高质量、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续的发展，不断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我们党领导人民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进行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根本目的，就是通过发展社会生产力，不断提高人民物质文化生活水平，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发展是实现人们幸福的关键，“人民幸福安康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最终目的。”

（三）西方经济学的供给和需求及其关系原理

西方经济学从抽象的人格假设出发，机械地界定了需求（总需求）和供给（总供给）的观念及相互关系原理。西方经济学认为，所谓需求，是指市场上的消费者在一定时期内，在每一可能价格水平上愿意而且能够购买某种商品的数量。它受平均收入、生产规模（人口）、相关产品价格、偏好及其他因素的影响。并且把当影响商品需求量的其他因素不变时，商品的需求量随着商品价格的上升而减少，随着商品价格下降而增加的趋势称为需求规律。所谓供给，是指生产者在一定时期内，在各种可能的价格水平上，愿意而且能够提供的该商品的数量。它受技术、投入品价格、相关物品价格、政府政策及其他因素的影响。并且把当影响商品供给量的其他因素不变时，商品的供给量随着商品价格的上升而增加，随着商品价格下降而减少的趋势称为供给规律。这样，“供给和需求的力量会相互作用，产生均衡的价格和均衡的数量，即市场均衡。市场均衡发生在供给和需求力量达到平衡的价格与数量的点上。”

同时，西方经济学还认为，“总供给是指一定时期内一国企业所愿意生产和出售的物品和劳务的总量。总供给取决于价格水平、经济的生产能力和成本水平。......国民产出和价格总水平是由总供给和总需求这把剪子的两个刀刃来共同决定的。（除了总供给之外）剪子的另一个刀刃是总需求，指的是一定时期内经济中各部门所愿意支出的总量。总需求是对商品和服务支出的总和，它既取决于价格水平，也取决于货币政策、财政政策和其他因素。”

“总需求”主要包括两个部分：一是国内需求，包括投资需求和消费需求。消费需求由居民个人消费需求和社会集团消费需求组成。二是国外需求，即产品和服务的输出，是国外对该国商品和服务的需求。用公式表示：AD=C+I+G+(X-M)（其中，AD 代表总需求，C代表消费需求，I代表投资需求，G代表政府支出，M代表进口，X为出口，(X-M)代表净出口）。

“总供给”也主要包括两部分：一是由国内生产活动提供的产品和服务，包括农林牧渔业、工业、建筑业等行业提供的产品，也包括由交通运输、邮电通讯、银行保险、商业、服务业等行业提供的服务，即国内生产总值。二是由国外提供的产品和服务，即商品和服务输入。用公式表示:AS=Y=C+I+G+(M-X)。（其中，Y代表商品和服务的总量，C 代表消费需求，I代表投资需求，G代表政府购买，X为出口，M 代表进口，(MX)代表净进口）。总供给和总需求相等，被视为宏观经济均衡的条件。这一均衡条件还可以转换成下列公式：总收入=总支出。总收入就是总供给。总支出就是总需求。总支出包括消费支出和投资支出。总收入包括工资收入、利息收入、地租收入和利润收入。用公式表示就是：C+I=C+S（其中，C 表示消费，I表示投资，S 表示储蓄）。由此，西方经济学重点研究的是总需求和总供给的“量的关系”，对“量的关系”背后的质量、结构、体制、政策等关系是相对忽视的。

（四）习近平经济思想的供给侧和需求侧及其关系原理

习近平总书记在科学综合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关于“生产和需要”原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关于“社会主义本质”“社会主要矛盾”“目的和手段”等理论中包含的“生产（生产力）和需要、目的和手段”等概念及关系原理的理论精髓的基础上，吸收了西方经济学中“供给和需求、总供给和总需求”概念及关系原理的有益成分，创造并阐释了“供给侧”和“需求侧”这对新范畴及其辩证关系的原理。

习近平总书记认为：“供给和需求是市场经济内在关系的两个基本方面，是既对立又统一的辩证关系，二者你离不开我、我离不开你，相互依存、互为条件。没有需求，供给就无从实现，新的需求可以催生新的供给；没有供给，需求就无法满足，新的供给可以创造新的需求。”“供给侧和需求侧是管理和调控宏观经济的两个基本手段。需求侧管理，重在解决总量性问题，注重短期调控，主要是通过调节税收、财政支出、货币信贷等来刺激或抑制需求，进而推动经济增长。供给侧管理，重在解决结构性问题，注重激发经济增长动力，主要通过优化要素配置和调整生产结构来提高供给体系质量和效率，进而推动经济增长。”

这里的“供给侧管理（主要指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需求侧管理及其辩证关系”既继承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关于“生产与需要”及其关系原理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关于“社会主义本质”“社会主要矛盾”“目的和手段”等理论的全部内涵，又吸收了西方经济学界定的“供给与需求”含义，创立了包括数量、质量、结构（层次）、制度（体制机制）和经济政策等多重关系的“供给侧”和“需求侧”新范畴。“供给侧”不仅包含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中的生产（总生产）、生产力、手段等全部内涵，而且也吸收了西方经济学中供给、总供给的含义。“需求侧”亦是如此，在继承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中“需要、目的”的全部内涵基础上，从“物质和文化需要”，再到“生态、安全、公平、正义等新需要”，进而提出了内容更丰富的“美好生活需要”的全新概念，也吸收了西方经济学中“需求、总需求”的含义。

这对贯穿习近平经济思想始终的重大理论范畴，由于在尊重生产（生产力）和需要、供给和需求“量的关系”的客观性基础上，加入了“结构性、制度性、政策（方法）性”等主观性的认识和手段的新内涵，从而实现了主观与客观、知与行的有机合一。

关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需求侧管理的关系，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国不是需求不足，或没有需求，而是需求变了，供给的产品却没有变，质量、服务跟不上。有效供给能力不足带来大量‘需求外溢’，消费能力严重外流。解决这些结构性问题，必须推进供给侧改革。”“我们讲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既强调供给又关注需求，既突出发展社会生产力又注重完善生产关系，......从政治经济学的角度看，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根本，是使我国供给能力更好满足广大人民日益增长、不断升级和个性化的物质文化和生态环境需要，从而实现社会主义生产目的。”因此，“放弃需求侧谈供给侧或放弃供给侧谈需求侧都是片面的，二者不是非此即彼、一去一存的替代关系，而是要相互配合、协调推进。”“这就需要把扩大内需战略同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有机结合起来，供需两端同时发力、协调配合，形成需求牵引供给、供给创造需求的更高水平动态平衡，实现国民经济良性循环。”

二、需求侧管理——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
（一）“需求侧”的本质内涵：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

人民的需要是一个具有层次、充满张力的动态整体。马克思指出:“已经得到满足的第一个需要本身、满足需要的活动和已经获得的为满足需要而用的工具又引起新的需要”。马克思在考察资本主义社会简单再生产实现条件的“第II部类内部的交换”时就对消费需求层次进行了划分。他指出：“年商品生产的第II部类是由种类繁多的产业部门构成的，但是，按它们的产品来说，可以分成两大分部类：(a)消费资料。它们进入工人阶级的消费，但因为它们是必要生活资料，......(b)奢侈消费资料。它们只进入资本家阶级的消费”。

在此基础上，恩格斯指出:“人不仅为生存而斗争，而且为享受，为增加自己的享受而斗争”。在满足了生存需要之后，人的消费将不只是局限在生存资料方面，会逐渐扩大到享受资料和发展资料的消费方面。所以所谓生存斗争便不再围绕单纯的生产资料进行，而是围绕着享受资料与发展资料进行，而且“准备为取得高级的享受而放弃低级的享受”。他认为人类当然会为满足自己的必要需要而生产，但是只要有可能，人会为追求奢侈资料而去生产，恩格斯认为未来生产上会达到这样的高度：既能生产足够的生活必需品，又能生产足够的奢侈品，即使奢侈品最初只是为少数人生产，这样，“生存斗争......就变成为享受而斗争，不再是单纯为生存资料而斗争”。

从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后一个较长的时期里，由于生产力不发达，人民生活水平低，我们对人民生活需要仅仅局限在“物质和文化需要”上。

党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我国通过改革开放极大解放和发展了社会生产力，不仅使社会生产能力在很多方面进入世界前列，而且稳定解决了十几亿人的温饱问题，总体上实现小康。但由此也必然产生和激发出更高品质的需要。2012年11月15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八大结束会见记者时就鲜明指出：“我们的人民热爱生活，期盼有更好的教育、更稳定的工作、更满意的收入、更可靠的社会保障、更高水平的医疗卫生服务、更舒适的居住条件、更优美的环境，期盼孩子们能成长得更好、工作得更好、生活得更好。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这也生动诠释了新时代人民对更高品位、更美好生活的不懈追求。

其中，对于人民对提高物质生活品质的需要来讲，2016年12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第十四次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在保持经济增长的同时，更重要的是落实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想群众之所想、急群众之所急、解群众之所困，在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上持续取得新进展。人民群众关心的问题是什么？是食品安不安全、暖气热不热、雾霾能不能少一点、河湖能不能清一点、垃圾焚烧能不能不有损健康、养老服务顺不顺心、能不能租得起或买得起住房，等等。”

对于人民对美好生活品质的需要来讲，习近平总书记在2014年12月9日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阐述经济发展新常态的内涵时就指出：“从消费需求看，过去，我国消费具有明显的模仿型排浪式特征，你有我有全都有，消费是一浪接一浪地增长。现在，‘羊群效应’没有了，模仿型排浪式阶段基本结束，消费拉开档次，个性化、多样化消费逐渐成主流，保证产品质量安全、通过创新供给激活需求的重要性显著上升。”2017年10月18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更进一步指出:“人民美好生活需要日益广泛，不仅对物质文化生活提出了更高要求，而且在民主、法治、公平、正义、安全、环境等方面的要求日益增长。”2017年12月18日，也是在当年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他在深刻阐述高质量发展内涵和要求时再次重申：“从需求看，高质量发展应该是不断满足人民群众个性化、多样化、不断升级的需求。这种需求又引领供给体系和结构的变化，供给变革又不断催生新的需求。”因此，在习近平总书记看来，人民美好生活需要，较过去常讲的“物质和文化需要”内涵更丰富，是一个集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安全于一体的综合性概念，不仅体现在数量的丰腴程度上，而且更多体现个性化、多样化上。按照生活领域的不同，可以将生活品质划分为经济生活品质、政治生活品质、文化生活品质、社会生活品质、环境生活品质等。经济生活品质就是人们在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所获得的物质财富之多寡，包括收入水平和消费能力的高低等；政治生活品质主要反映在实现全过程人民民主的程度及其法治化、制度化水平的高低上；文化生活品质就是彰显人们文明素质高低、文化氛围浓厚与否、文化含量大小等诸多因素的总和；社会生活品质既包括基本公共服务在内的各类社会性服务的数量，也包括人们基于社会公平正义、长治久安所带来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等；环境生活品质主要衡量的是人们所生活的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质量的高低。当然，人民生活品质也可以区分为客观生活品质和主观生活品质。客观生活品质主要是由整个社会的经济发展规模和质量所决定的；主观生活品质则主要表现为人们对自身收入水平、就业质量、居住环境、医疗水平、教育条件等的满意度和获得感。

（二）加强需求侧管理——激发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动力

1.提高人民生活品质，推动形成绿色生活方式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带领人民创造美好生活，是我们党始终不渝的奋斗目标。必须始终把人民利益摆在至高无上的地位，让改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朝着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不断迈进。”我国经济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发展要求和发展条件都呈现出许多新特征，特别是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总体上已经从“有没有”转向“好不好”，呈现多样化、多层次、多方面的特点。解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必须坚定实施扩大内需战略，通过增加高质量产品和服务供给，满足人民群众需要，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推动供需在更高水平上实现良性循环。因此，“要加强需求侧管理，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完善分配制度，健全社会保障体系，深化投融资体制改革，充分释放消费和投资需求，使建设超大规模市场成为一个可持续的历史过程。”“要坚持问题导向，多谋民生之利、多忧民生之忧，坚持尽力而为、量力而行，加快补齐短板弱项，扎实推动共同富裕，不断增强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推动形成节约适度、绿色低碳、文明健康的生活方式和消费模式，形成全社会共同参与的良好风尚。”节约、绿色、低碳的发展方式与生活方式，是推动高质量发展和从根本上进行生态治理的重大选择。为此，首先，要倡导简约适度、绿色低碳的生活方式，反对奢侈浪费和不合理消费；其次，要加强生态文明宣传教育，组织开展绿色低碳理念宣传活动和科普活动，营造绿色低碳生活的舆论氛围，增强人民群众过绿色低碳生活的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其三，要强化公民环境意识，引导居民转变消费观念，倡导勤俭节约、绿色低碳消费。从生活细节入手，倡导节水节能节电，鼓励居民使用环保用品，倡导重复使用和循环使用，积极倡导绿色低碳出行;其四，要广泛开展节约型机关、绿色家庭、绿色学校、绿色社区创建活动，通过生活方式绿色革命，倒逼生产方式绿色转型。

2.加快培育内需体系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尽快形成完整内需体系，着力扩大有收入支撑的消费需求、有合理回报的投资需求、有本金和债务约束的金融需求。”大国经济具有内需为主导的显著特征。内需市场一头连着经济发展，一头连着社会民生，是经济发展的主要依托。市场是全球最稀缺的资源，市场范围决定着分工广度和深度，决定着发展的潜力和空间。我国具有十四亿人口的超大规模市场优势，要进一步发挥这一优势，必须坚定实施扩大内需战略，充分用好超大规模市场这个宝贵的战略资源，为市场主体营造长期稳定的良好发展预期，在高质量发展中推动共同富裕，扩大中等收入群体，提升市场自主支出意愿和能力，以规模扩大、结构升级的内需牵引和催生优质供给。为此，一方面，要顺应居民消费升级趋势，把扩大消费同改善人民生活品质结合起来，促进消费向绿色、健康、安全发展，逐步提高居民消费水平。提升传统消费，加快推动汽车等消费品由购买管理向使用管理转变，健全强制报废制度和废旧家电、消费电子等耐用消费品回收处理体系，促进住房消费健康发展。培育新型消费，发展信息消费、数字消费、绿色消费、冰雪旅游消费，鼓励定制、体验、智能、时尚消费等新模式新业态发展。发展服务消费，放宽服务消费领域市场准入，推动教育培训、医疗健康、养老托育、文旅体育等消费提质扩容。适当增加公共消费，提高公共服务支出效率。培育建设国际消费中心城市，打造一批区域消费中心。完善城乡融合消费网络，扩大电子商务进农村覆盖面，改善县域消费环境，推动农村消费梯次升级。另一方面，优化投资结构，提高投资效率，保持投资合理增长。加快补齐基础设施、市政工程、农业农村、公共安全、生态环保、公共卫生、物资储备、防灾减灾、民生保障等领域短板，推动企业设备更新和技术改造，扩大战略性新兴产业投资。推进既促消费惠民生又调结构增后劲的新型基础设施、新型城镇化、交通水利等重大工程。尤其是要面向国家重大战略，建设一批强基础、增功能、利长远的重点项目建设。

3.建立扩大内需长效制度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建立和完善扩大居民消费的长效机制，使居民有稳定收入能消费、没有后顾之忧敢消费、消费环境优获得感强愿消费。要完善扩大投资机制，拓展有效投资空间，适度超前部署新型基础设施建设，扩大高技术产业和战略性新兴产业投资，持续激发民间投资活力。”为了扩大居民消费，一方面，要增加居民收入与减负并举，实施就业优先和收入倍增战略，不断扩大中等收入群体，持续释放消费潜力。另一方面，要强化消费者权益保护，完善质量标准和后评价体系，健全缺陷产品召回、产品伤害监测、产品质量担保等制度，完善多元化消费维权机制和纠纷解决机制。为了优化投资结构，一方面，要深化投融资体制改革，发挥政府投资撬动作用，激发民间投资活力，形成市场主导的投资内生增长机制。另一方面，要健全项目谋划、储备、推进机制，加大资金、用地等要素保障力度，加快投资项目落地见效。特别要规范有序推进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推动基础设施领域不动产投资信托基金健康发展，有效盘活存量资产，形成存量资产和新增投资的良性循环。为了激发有潜能的消费，扩大有效益的投资，形成消费和投资相互促进的良性循环，一方面，要培育和发展数字消费、绿色消费、健康消费等新型消费，积极培育智能家居、文娱旅游、体育赛事、国货“潮品”等新的消费增长点，带动相关产业和消费场景的投资;另一方面，要以提高技术、能耗、排放等标准为牵引，推动大规模设备更新和消费品以旧换新。

三、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根本目的是落实好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适应人民群众需求变化，......让老百姓的日子越过越好，是社会主义生产的根本目的。”因此，“从根本上说，没有扎扎实实的发展成果，没有人民生活不断改善，空谈理想信念，空谈党的领导，空谈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空谈思想道德建设，最终意识形态工作也很难取得好的成效。只要国内外大势没有发生根本改变，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就不能也不应该改变。这是坚持党的基本路线一百年不摇的根本要求，也是解决当代中国一切问题的根本要求。”为此，“必须把坚持高质量发展作为新时代的硬道理”。“必须坚定不移贯彻新发展理念，以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坚持质量第一、效益优先，切实转变发展方式，推动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使发展成果更好惠及全体人民，不断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一）“供给侧”的本质内涵：物质利益与物质资料生产、生产方式与经济发展方式、新质生产力与高质量发展方式的有机统一

1.物质利益与物质资料生产及其相互关系

物质利益是人们进行社会生产活动的物质动因，是人类社会经济发展的原动力，是由一定的生产关系决定的。不难理解，物质资料生产就是人类在物质利益驱使下通过自身的劳动，征服自然、改造自然，将自然界原有的自然物质改变成为适合于人类需要的物质财富的活动。马克思指出：“人们奋斗所争取的一切，都同他们的利益有关”。恩格斯也指出：“每一个社会的经济关系首先是作为利益表现出来”。在社会主义社会，物质利益仍是人们进行包括生产活动在内的社会活动的物质动因，要承认和肯定存在着不同的利益主体，并采取正确的方针、政策来协调和处理各经济主体之间的利益关系，以保证和推动经济的正常运行和发展。在社会主义社会，由于确立了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坚持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人们的根本利益是一致的。同时，国家、不同所有制性质的企业、各类生产要素所有者、劳动者个人等不同经济主体之间也存在着一定的利益矛盾。这就需要不断地发展和完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实行正确的经济政策，进而兼顾好各类经济主体的利益，把全体社会成员的当前利益与长远利益、局部利益与全局利益结合起来，从而最大限度地调动全社会推动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积极性，不断聚集推动经济发展的强大内生动力。对此，习近平总书记更是依据贯彻物质利益原则定义高质量发展，认为“从分配看，高质量发展应该实现投资有回报、企业有利润、员工有收入、政府有税收，并且充分反映各自按市场评价的贡献。”

2.生产方式与经济发展方式

生产方式是指社会生活所必需的物质资料的谋得方式，在生产过程中形成的人与自然界之间和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关系的体系，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在物质资料生产过程中的能动统一。在这里，生产力是具有劳动能力的人和生产资料相结合而形成的改造自然的能力，而组成生产力系统的要素包括劳动者、劳动资料、劳动对象。生产关系是指人们在物质资料的生产过程中形成的社会关系，是生产方式的社会形式，包括生产资料所有制的形式、人们在生产中的地位和相互关系、产品分配的形式等。其中，生产资料所有制的形式是最基本的，起决定作用的。经济发展方式，是生产方式在社会经济发展实践过程中的具体化，既包含经济增长方式，即生产要素的分配、投入、组合和使用的方式，还包括产业结构、城乡结构、区域结构、收入分配、居民生活以及资源利用、生态环境等方面的内容。

3.新质生产力与高质量发展方式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新质生产力是创新起主导作用，摆脱传统经济增长方式、生产力发展路径，具有高科技、高效能、高质量特征，符合新发展理念的先进生产力质态。它由技术革命性突破、生产要素创新性配置、产业深度转型升级而催生，以劳动者、劳动资料、劳动对象及其优化组合的跃升为基本内涵，以全要素生产率大幅提升为核心标志，特点是创新，关键在质优，本质是先进生产力。”

因此，新质生产力，既是高质量发展的直接驱动力和支撑力，也是高质量发展的更为抽象的理论内涵，是符合新发展理念的先进生产力。如果说新发展理念回答了什么是高质量发展的问题，那么，新质生产力就回答了怎样实现高质量发展或高质量发展的实现路径的问题。因此，这一“新质生产力”和与其相适应的“新质生产关系”的内在统一的“新质生产方式”，构成高质量发展方式的本质内涵。

这种高质量发展方式，首先，强调“科技创新能够催生新产业、新模式、新动能，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核心要素。必须加强科技创新特别是原创性、颠覆性科技创新，加快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打好关键核心技术攻坚战，使原创性、颠覆性科技创新成果竞相涌现，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新动能。”“及时将科技创新成果应用到具体产业和产业链上，改造提升传统产业，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布局建设未来产业，完善现代化产业体系。”其次，要求“围绕发展新质生产力布局产业链，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保证产业体系自主可控、安全可靠。”其三，要求“加快绿色科技创新和先进绿色技术推广应用，做强绿色制造业，发展绿色服务业，壮大绿色能源产业，发展绿色低碳产业和供应链，构建绿色低碳循环经济体系。”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指出：“绿色发展是高质量发展的底色，新质生产力本身就是绿色生产力。”其四，要求“发展新质生产力，必须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形成与之相适应的新型生产关系。”因此，要深化经济体制、科技体制等改革，着力打通束缚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堵点卡点，建立高标准市场体系，创新生产要素配置方式，让各类先进优质生产要素向发展新质生产力顺畅流动。

综上所述，“供给侧”的内涵十分丰富，可表示为一个方程组：

(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提高经济发展质量和效益的治本之策

1.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基本要求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提出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我们综合研判世界经济发展趋势和我国经济发展新常态作出的重大决策。......是稳定经济增长的治本良药。”他强调：“要从生产端入手，重点是促进产能过剩有效化解，促进产业优化重组，降低企业成本，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和现代服务业，增加公共产品和服务供给，提高供给结构对需求变化的适应性和灵活性。简言之，就是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为此，要把握好三个基本要求。其一，根本目的是提高供给质量满足需求，使供给能力更好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这是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发展思想的必然要求。其二，主攻方向是减少无效供给，扩大有效供给，提高供给结构对需求结构的适应性。其三，根本途径是深化改革，就是要完善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的体制机制，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打破垄断，健全要素市场，使价格机制真正引导资源配置，同时要加强激励、鼓励创新，增强微观主体内生动力，提高盈利能力，提高劳动生产率，提高潜在增长率。因此，“我们讲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同西方经济学的供给学派不是一回事，不能把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看成是西方供给学派的翻版”。

2.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根本方针

习近平总书记在2018年12月19日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进一步强调坚持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的重要性。他不仅认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提高经济发展质量和效益的治本之策”，而且要求“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要更多采取改革的办法，更多运用市场化、法治化手段，在巩固、增强、提升、畅通上下功夫。”从而强调“这八字方针，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管总的要求，全党务必认真贯彻落实。”在这里，所谓“巩固”，就是要巩固“三去一降一补”成果，加大破、立、降力度，重点是继续处置“僵尸企业”，推动更多产能过剩行业加快出清，降低全社会各类营商成本，有效减轻企业负担，加大基础设施等领域补短板力度。“增强”，就是要增强微观主体活力，发挥企业和企业家主观能动性，加快土地等要素市场化步伐，建立公平开放透明的市场规则和法治化营商环境，破除各类要素流动壁垒，促进正向激励和优胜劣汰，发展更多优质企业。“提升”，就是要提升产业链水平，注重利用技术创新和规模效应形成新的竞争优势，加快解决关键核心技术“卡脖子”问题，强化工业基础能力建设，培育和发展新的产业集群，保持好全球最完整的产业体系，提升我国在全球供应链、产业链、价值链中的地位。“畅通”，就是要畅通经济循环，加快建设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现代市场体系，畅通生产、流通、分配、消费循环，提高金融体系服务实体经济能力，形成国内市场和生产主体、经济增长和就业扩大、金融和实体经济良性循环。

（三）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实现符合新发展理念的高质量发展

1.新发展理念的思想内涵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理念是行动的先导，一定的发展实践都是由一定的发展理念来引领的。发展理念是否对头，从根本上决定着发展成效乃至成败。”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这五大发展理念不是凭空得来的，是我们在深刻总结国内外发展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形成的，也是在深刻分析国内外发展大势的基础上形成的，集中反映了我们党对经济社会发展规律认识的深化，也是针对我国发展中的突出矛盾和问题提出来的。”“是针对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世界经济复苏低迷开出的药方。新发展理念就是指挥棒，要坚决贯彻。”“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许多观点是相通的。”

新发展理念是一个系统的理论体系。它不仅回答了关于发展的目的、动力、方式、路径等一系列理论和实践问题，而且阐明了我们党关于发展的政治立场、价值导向、发展模式、发展道路等重大政治问题。因此，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对经济社会发展提出了许多重大理论和理念，其中新发展理念是最重要、最主要的。”

完整、准确、全面把握新发展理念，首先，必须从根本宗旨上去把握。人民是我们党执政的最深厚基础和最大底气。“为人民谋幸福、为民族谋复兴，这既是我们党领导现代化建设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也是新发展理念的‘根’和‘魂’。只有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坚持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才会有正确的发展观、现代化观。”

其次，必须从问题导向上去把握。创新发展注重的是解决发展动力问题。协调发展注重的是解决发展不平衡问题。绿色发展注重的是解决人与自然和谐问题。开放发展注重的是解决发展内外联动问题。共享发展注重的是解决社会公平正义问题。

再次，必须从忧患意识上去把握。随着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变化和国际力量对比深刻调整，必须增强忧患意识、坚持底线思维，随时准备应对更加复杂困难的局面。为此，必须树立起安全发展理念，努力统筹好发展与安全。为此，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推动创新发展、协调发展、绿色发展、开放发展、共享发展，前提都是国家安全、社会稳定，没有安全和稳定，一切都无从谈起。”

最后，必须从客观规律上去把握。五大新发展理念的提出不仅反映了我们党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认识的深化，而且反映了我们党对科学发展的经济规律、可持续发展的自然规律、包容性发展的社会规律的深化。五大新发展理念就是对我国高质量发展规律的具体阐释，既是未来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根本遵循，也是中国经济发展的客观的、必然的大趋势。因此，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指出：“按照新发展理念推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国发展的总要求和大趋势。”

2.高质量发展是体现新发展理念的发展

实现高质量发展，是党的十九大鲜明提出来的。但在此之前习近平总书记在谈到经济工作要适应经济新常态时就反复强调经济发展要重视质量。他说：“我多次强调，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是兴国之要，发展是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是解决我国一切问题的基础和关键。同时，我也反复强调，我们要的是有质量、有效益、可持续的发展，要的是以比较充分的就业和提高劳动生产率、投资回报率、资源配置效率为支撑的发展。”

在2017年12月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首次明确定义高质量发展。他认为：“高质量发展，就是能够很好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的发展，是体现新发展理念的发展，是创新成为第一动力、协调成为内生特点、绿色成为普遍形态、开放成为必由之路、共享成为根本目的的发展。”“更明确地说，高质量发展，就是从‘有没有’转向‘好不好’。”因此，坚持新发展理念和实现高质量发展内在统一，浑然一体。

具体来讲，“从供给看，高质量发展应该实现产业体系比较完整，生产组织方式网络化智能化，创新力、需求捕捉力、品牌影响力、核心竞争力强，产品和服务质量高。从需求看，高质量发展应该不断满足人民群众个性化、多样化、不断升级的需求。从投入产出看，高质量发展应该不断提高劳动效率、资本效率、土地效率、资源效率、环境效率，不断提升科技进步贡献率，不断提高全要素生产率。从分配看，高质量发展应该实现投资有回报、企业有利润、员工有收入、政府有税收，并且充分反映各自按市场评价的贡献。从宏观经济循环看，高质量发展应该实现生产、流通、分配、消费循环畅通，国民经济重大比例关系和空间布局比较合理，经济发展比较平稳，不出现大的起落。”

3.高质量发展是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有机统一的发展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发展中的矛盾和问题集中体现在发展质量上。这就要求我们必须把质量问题摆在更为突出的位置，着力提升发展质量和效益。”“解决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必须推动高质量发展。我们要重视量的发展，但更要重视解决质的问题，在质的大幅提升中实现量的有效增长。”

四、市场和政府“需求牵引供给、供给创造需求”的“中枢和引擎”

“市场和政府”作为联接和调控供给侧和需求侧的“纽带和中枢”，是实现需求牵引供给、供给创造需求的高水平动态平衡的“动力和引擎”。因此，“我们要坚持辩证法、两点论，继续在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与市场经济的结合上下功夫，把两方面优势都发挥好，既要‘有效的市场’，也要‘有为的政府’，努力在实践中破解这道经济学上的世界性难题”，进而加快构建起“放得活、管得住”的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一）更好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经济发展就是要提高资源尤其是稀缺资源的配置效率，以尽可能少的资源投入生产尽可能多的产品、获得尽可能大的效益。理论和实践都证明，市场配置资源是最有效率的形式。市场决定资源配置是市场经济的一般规律，市场经济本质上就是市场决定资源配置的经济。”构建“放得活、管得住”的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就要充分尊重市场主体的经济理性，加快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深化要素市场化改革，建设高标准市场体系，不断完善产权保护、市场准入、公平竞争、社会信用等市场经济基础制度，实现准入畅通、开放有序、竞争充分、行为规范，充分发挥我国巨大市场潜力，聚集国内外资源要素，为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支撑。

第一，尊重市场主体追求物质利益的经济理性。物质利益是驱动经济发展，引领资源配置的原动力，更是市场优化配置资源的支撑点，是连接生产者和消费者，畅通供给和需求的纽带。因此，搞市场经济首先必须尊重“趋利避害”的物质利益原则。对此，马克思指出:“人们奋斗所争取的一切，都同他们的利益有关。”“‘思想’一旦离开‘利益’，就一定会使自己出丑。”邓小平同志更强调：“不讲多劳多得，不重视物质利益，对少数先进分子可以，对广大群众不行，一段时间可以，长期不行。革命精神是非常宝贵的，没有革命精神就没有革命行动。但是，革命是在物质利益基础上产生的，如果只讲牺牲精神，不讲物质利益，那就是唯心论。”

第二，要构建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高效规范、公平竞争、充分开放的全国统一大市场，是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内在要求，是畅通供给和需求的“基础硬件”。要强化统一大市场基础制度建设，推进市场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建立公平规范高效的市场监管体系。打造高标准商品、服务和要素市场，促进现代流通体系建设，大力发展物联网，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和全社会物流成本，增强统一市场的规模效应和集聚效应。深入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和新型城镇化战略，畅通城乡要素流动，激发融合发展的巨大潜能。建立有利于发挥比较优势的区域协调发展机制，促进生产要素在更大范围、更广领域流动交融。加快统一市场法规及标准的建立和修订，坚决废除妨碍全国统一市场和公平竞争的各种规定和做法。

第三，要深化要素市场化改革。完善要素市场是构建全国统一大市场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深化市场化改革的重点任务。要深入开展要素市场化配置综合改革试点，健全要素市场体系，扩大配置范围，实现要素价格市场决定、流动自主有序、配置高效公平。统筹推进农村土地征收、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宅基地制度改革，加快建设城乡统一的建设用地市场。深化户籍制度改革，破除劳动力和人才在城乡、区域、不同所有制单位间的流动障碍。加强资本市场基础制度建设，推动多层次资本市场健康发展。加快发展技术要素市场，完善科技创新资源配置方式。加快构建数据基础制度体系，统筹推进数据产权、流通交易、收益分配、安全治理，促进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打造具有国际竞争力的数字产业集群。加快要素价格市场化改革，完善主要由市场供求关系决定要素价格的机制，依法维护公共利益，最大限度减少政府对价格形成的不当干预。

第四，建设高标准市场体系。高标准市场体系是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保障市场有效运行的重要基础。要坚持平等准入、公正监管、开放有序、诚信守法，畅通市场循环，疏通政策堵点，提升市场监管服务的规范化和便利化程度。全面完善产权制度，完善市场信息披露制度，对侵犯各种所有制经济产权和合法利益的行为实行同责同罪同罚，完善惩罚性赔偿制度。加强产权执法司法保护，防止和纠正利用行政、刑事手段干预经济纠纷。完善市场准入制度，优化新业态新领域市场准入环境。健全公平竞争制度，加强公平竞争审查刚性约束，强化反垄断和反不正当竞争，清理和废除妨碍全国统一市场和公平竞争的各种规定和做法，既要建立健全统一规范、信息共享的招标投标和政府、事业单位、国有企业采购等公共资源交易平台体系，实现项目全流程公开管理，又要健全企业破产机制，探索建立个人破产制度，完善企业退出制度。全面推进社会信用建设，健全社会信用体系，健全相关法律法规和标准体系，完善市场主体信用承诺制度，构建以信用为基础的新型监管机制。

（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健全宏观经济治理体系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方向，从广度和深度上推进市场化改革，减少政府对资源的直接配置，减少政府对微观经济活动的直接干预，加快建设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建立公平透明的市场规则，把市场机制能有效调节的经济活动交给市场，把政府不该管的事交给市场，让市场在所有能够发挥作用的领域都充分发挥作用，推动资源配置实现效益最大化和效率最优化，让企业和个人有更多活力和更大空间去发展经济、创造财富。”因此，“宏观调控的主要任务是保持经济总量平衡，促进重大经济结构协调和生产力布局优化，减缓经济周期波动影响，防范区域性、系统性风险，稳定市场预期，实现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宏观调控必须适应发展阶段性特征和经济形势变化，该扩大需求时要扩大需求，该调整供给时要调整供给，相机抉择，开准药方”。科学高效的宏观经济治理是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客观要求，也是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重要组成部分。必须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坚定实施扩大内需战略，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市场、发展和安全两件大事，强化系统思维和底线思维，着力健全目标一致、合理分工、高效协同的宏观经济治理体系，推动实现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续、更为安全的高质量发展。

第一，要健全宏观经济治理体系。宏观调控是党和国家治理经济的重要方式，体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独特优势。要加快构建国家战略制定和实施机制，加强国家重大战略深度融合，增强国家战略宏观引导、统筹协调功能。健全国家经济社会发展规划制度体系，强化规划衔接落实机制，发挥国家发展规划战略导向作用，强化国土空间规划基础作用，增强专项规划和区域规划实施支撑作用。围绕实施国家发展规划、重大战略促进财政、货币、产业、价格、就业等政策协同发力，优化各类增量资源配置和存量结构调整。尤其要把大量非经济性政策都纳入宏观政策取向一致性评估，避免形成“合成的谬误”。

第二，深化财税体制改革。健全预算制度，加强财政资源和预算统筹。统一预算分配权，提高预算管理统一性、规范性，完善预算公开和监督制度。健全有利于高质量发展、社会公平、市场统一的税收制度，优化税制结构，规范税收政策，深化税收征管改革。要完善政府债务管理制度，规范非税收入管理。要优化各级政府间事权和财权划分，建立权责清晰、财力协调、区域均衡的中央和地方财政关系，完善财政转移支付体系，适当加强中央事权、提高中央财政支出比例。

第三，深化金融体制改革。加快完善中央银行制度，畅通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积极发展科技金融、绿色金融、普惠金融、养老金融、数字金融，加强对重大战略、重点领域、薄弱环节的优质金融服务。完善金融机构定位和治理，健全服务实体经济的激励约束机制。加快多层次债券市场发展，提高直接融资比重。健全投资和融资相协调的资本市场功能，促进资本市场健康稳定发展。支持长期资金入市。完善金融监管体系，依法将所有金融活动纳入监管，强化监管责任和问责制度，加强中央和地方监管协同。推动金融高水平开放,稳慎扎实推进人民币国际化。健全资本市场功能，提高直接融资比重，全面实行股票发行注册制。深刻认识把握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资本特性和行为规律，充分发挥其作为重要生产要素的积极作用，同时科学设置“红绿灯”，健全事前引导、事中防范、事后监管相衔接的全链条监管体系，依法规范和引导资本健康发展，防止资本无序扩张。

第四，坚持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构建初次分配、再分配、三次分配协调配套的“包容性”分配制度。初次分配是指各类要素主体通过向市场提供生产要素并按市场评价的贡献大小而取得收入，本质上是生产要素价格决定问题。坚持按劳分配，把社会财富按照每个人劳动贡献的大小及其效率进行分配，做到“多劳多得，少劳少得，不劳不得”，是社会主义本质要求，也是实现共同富裕的根本基础。因此，要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强化工资收入分配的技能价值激励导向。同时，要完善按生产要素贡献分配政策，构建充分体现知识、技术、管理、数据等创新要素价值的收益分配机制,充分调动各类人才和企业家的积极性。创新宅基地收益取得和使用方式，探索让农民长期分享土地增值收益的有效途径。合理分配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增值收益，兼顾国家、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和农村居民权益。探索增加居民财产性收入，鼓励和引导上市公司现金分红，完善投资者权益保护制度。

初次分配主要依靠市场调节的作用，主要解决的是分配的效率问题，但仅依赖市场调节仍难以实现共同富裕，有时甚至会加大贫富差距，因为市场并不总是有效，比如垄断就会造成收入差距扩大。虽然垄断在很多情况下是市场竞争的结果，但垄断发展到一定程度会损害市场效率并影响收入分配的公平性，垄断者会凭借强大的市场占有率通过掠夺性定价、不正当竞争等排挤中小企业，导致财富越来越向少数大企业集中;垄断企业在劳动力市场上形成买方垄断，会压低劳动所得;垄断企业通过垄断势力提高产品和服务的定价从消费者手中获得更多剩余，会加剧收入分配差距。因此，这就需要政府从正义和公平出发进行收入再分配，把人们和企业从通过市场取得的初次分配收入，用税收政策和财政支出政策进行再分配。区域、城乡之间的转移支付、财政补贴、社会保障、公共服务均等化等是再分配调节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实现共同富裕的重要保障。通过对欠发达地区、农村地区进行转移支付和财政补贴，加强教育、社保、医疗、文化等领域社会性支出的均等性，不仅可以在短期有效缩小收入分配差距，而且从长期来看，教育、医疗等公共服务的均等化，有助于减少人力资本积累和未来就业机会的不平等，从而进一步缩小收入分配差距。

第三次分配是指人们完全出于自愿的、相互之间的捐赠和转移收入。第三次分配是从社会维度上进行调整，基于社会成员在自愿基础上，通过公益慈善事业的方式进行社会救济和社会互助。大力发展第三次分配，有利于推动第三次分配与二次分配中的税收政策相互衔接与配合，通过制定合理累进的遗产税、房产税、所得税、利得税或者对捐赠财物给予税收减免，来提高企业和中高收入人群的捐赠意愿。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加强公益慈善事业规范管理,完善税收优惠政策,鼓励高收入人群和企业更多回报社会。”

文章来源：《公共治理研究》2024年第6期，注释和参考文献略

作者：韩保江，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委员，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经济学教研部教授，保险与精算四十人论坛成员

微信扫一扫
关注该公众号

微信扫一扫
使用小程序

× 分析